一、绿色发展：新型病毒疫情预防之根本

　　2020年春节已过，但牵动着全国人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仍在最艰巨的阶段。此次疫情的爆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牵涉其中，全国上下、各行各业乃至每一个普通居民都无法置身事外。

　　正是由于此次疫情影响之广，才引发起了人们一系列的反思：到底是病毒，还是气候变暖才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如何才能确保人类在未来与各种未知病毒疫情生死存亡的搏杀中赢得生机?是疫苗还是其它?

　　要最终系统地战胜病毒，不能靠疫苗，而是绿色发展。毫无疑问，疫苗有巨大的价值。在历史上，不乏人类通过医学和科技创造了大量抗体和疫苗成功战胜某些病毒的案例。但是，真正可怕的不是已发病毒，而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异的或突发性的目前人类所未知的新型病毒。面对“未知”，我们无法提前通过疫苗研发进行预防，只有在新型病毒疫情“已经”爆发之后，才能展开疫苗研究，通常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在此之前，人类只能被动地忍受病毒的侵袭。因此，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的爆发。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类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的爆发，均可归因于人类对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特别是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侵犯。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根据医学专家们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蝙蝠[1]，疫情的爆发极有可能与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交易有关[2]，正是由于人类打破了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态平衡，直接导致了此次疫情的爆发。此外，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新发传染病爆发和传播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野生动物等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均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康，才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爆发的根本之道。

　　二、生态环境破坏：新发传染病疫情爆发的宏观根源

　　大部分新发传染病的爆发与传播，都受到生态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坚持绿色发展之路、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对于人类新发传染病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1、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是预防人类新发传染病的重要措施

　　研究表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天然宿主为蝙蝠，穿山甲为潜在的中间宿主[3]，疫情的起源很有可能与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交易有关。这与2003年非典爆发的起源如出一辙，非典病毒的天然宿主中华菊头蝠将病毒传给果子狸，再通过广州生禽市场中的果子狸交易传给人类[4]。

　　其实，人类大部分新发传染病都是来源于野生动物，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估测，人类现有传染病的60%来源于动物;包括埃博拉、HIV、流感在内的75%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每年大约有5种动物源性新现疾病;约80%的潜在生物威胁是以动物为媒介(图1)。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保护野生动物，杜绝野生动物交易，远离野生动物病原感染，避免天然宿主与人畜的密切接触，是防止这些传染病发生非常重要措施。

　　同时，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也至关重要。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将打破原有的野生动物生态平衡，从而加大人类与其接触的风险。例如，科学研究发现，森林砍伐可能导致莱姆病的爆发，因为大片森林被砍伐后，狼、狐狸、鹰等较大型的食肉动物将被驱逐出原来的栖息地，结果导致某些小鼠类(莱姆病毒的主要携带者)大量繁殖。此外，研究表明，国家森林砍伐率与疟疾流行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率曾在三年内增加了4.3%，导致该地区疟疾发病率增加了近50%，主要由于森林砍伐后，传播疟疾的蚊子在水和阳光下大量繁殖(Mercola，2012)。

　　2、应对气候变化，对新发传染病防控也至关重要

　　气候变化对传染病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首先，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将改变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从而加速人们和野生动植物的迁徙，这将使人类和野生动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而大大增加了动物疾病蔓延到人类的风险，例如，研究人员发现1998~1999年马来西亚的Nipah病毒爆发正是由于气候变暖背景下，爆发了森林大火和干旱，导致大量蝙蝠开始前往农场果树觅食，于是蝙蝠携带的病毒便传染给了农民饲养的同样以农场果树为食的猪，最后传染给了农民。此外，人畜共患病传播媒介及宿主如昆虫、啮齿类动物等的栖息场所发生变化，病原体在新的区域传播，还会造成传染病的新发与再发规律发生改变(田怀玉等，2017)。

　　其次，全球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传播，尤其是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等。以登革热病为例，每年全球有25万到50万登革热病例，若不及时治疗，病死率高达达到40%-50%，目前，登革热主要分布在一些热带地区，但随着全球趋暖，登革热分布范围可能扩大(传播登革热病毒的蚊虫易被霜冻和持续低温天气杀死)(童世庐，2000)。

　　再有，全球气候变暖下冰川冻土逐渐消融，将导致大量蛰伏其中的古老病毒和细菌的释放。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的《2018年北极年度报告》推测，像西班牙流感、天花或鼠疫等已经被消灭的疾病可能会被冻结在永久冻土中。2014年，法国的一项研究提取了一种被封存在永冻层中长达3万年的病毒，并在实验室对其重新加热。尽管已经过了3万年，但该病毒仍迅速复活。2016年，在北极圈内的亚马尔半岛上，曾有一名 12 岁的男孩因感染炭疽死亡，至少有 20 人也因此住院治疗，此次炭疽疫情正是来源于数十年前一头死于炭疽感染的驯鹿，其尸体被封存在“永久冻土”表层下，直到2016年夏天永久冻土的解冻使其暴露出来，并将具有传染性的炭疽菌释放到附近的水体和土壤中，然后进入食物供应链，最终导致部分人类感染[5]。

　　最后，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一些原本只在较低温度下才能生存的病原体逐步适应温暖的环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分子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Casadevall等人最近发表在《mBio》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某些病原体正适应变暖环境的证据(Casadevall, etc. 2019)。

　　此外，水环境污染可能引发一系列水源性传染病的爆发，如霍乱、痢疾、伤寒等(董建荣，2001);生物多样性丧失也会对传染病的爆发与传播造成影响。

　　三、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疫情预防

　　如前文所述，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等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全球气候变化是导致新发病毒传染病爆发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如果人类能够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将从源头上预防病毒对人类的侵袭，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都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无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病毒还是气候变暖，继续推动绿色发展、加大绿色金融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支持，才是人类预防威胁发生的根本之道。

　　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加大对疫情预防相关绿色领域的资金支持。近年来，绿色金融已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野生动物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对疫情预防影响最大的生态环保领域，均属于绿色金融的支持范畴。其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截至2017年6月，我国绿色信贷余额中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融资余额达到5.7万亿，占绿色信贷总余额的比例达到70%。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其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在国际上：

　　赤道原则作为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发展的起源，其八项绩效标准之一即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的管理;

　　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17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目标6为确保所有人享有水和环境卫生，实现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管理;目标15为陆地生物的可持续发展，即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在我国绿色发展及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也一直是重点内容之一：

　　2013年11月，习总书记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原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标准中，明确包括自然保护、生态修复即灾害防控项目，即天然林等自然保护工程，海洋、森林、野生动植物、湿地、荒漠、草原等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生态示范工程，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水源地保护工程，水生态系统及地下水保护与修复工程等;

　　我国人民银行绿金委发布的《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版)》中，明确包括特定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湿地、荒漠、草原等生态功能区建设、维护项目;

　　我国发改委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版)》中六大绿色产业之一即为生态环境产业，其中包括动植物资源保护、天然林资源保护、生态修复等产业。

　　绿色金融还需加大对“同一健康”体系构建的支持。 了解生态环境变化、动物健康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作用机理，并依此构建一个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环境健康协同发展的“同一健康”体系，对于提升新发传染病疫情的预防和控制能力至关重要。在“同一健康”体系构建中，绿色金融可重点支持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互相影响机理的研究领域，如支持基于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的关系及机制的研究，将气象监测指标与传染病早期气象动态变化相结合，利用大尺度气象全球气候模式数据预测野生动物、媒介分布，可以掌握潜在的风险扩散趋势，这对未来传染病风险预警以及防控措施的制定有重要意义(田怀玉等，2017);以及支持流行病、饮水食品安全、野生动物、生态环境等各领域监测系统的联通建设，如支持连接环境卫生监测系统与动物、人类医疗公共卫生监测系统，从而实现环境监测与生态监测的联通，这将有助于对人类传染疾病的早期发现与防治(Eddy etc. 2013)。

　　参考文献：

　　1.Casadevall A, Kontoyiannis DP, Robert V. 2019. On the emergence of Candida auris: climate change, azoles, swamps, and birds. mBio 10:e01397-19.

　　2.Eddy C , Stull P A , Balster E. Environmental Health-Champions of One Healt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3, 76(1):46-48.

　　3.FAO, OIE, WHO, UNSIC, U-NICEF and WB, Contributing to One World, One Health,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Reducing Ris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t the Animal–Human–Ecosystems Interface, 2008.

　　4.Mercola, 2012/9/15, The Ecology of Disease–How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an Make or Break Animal and Human Health, MERCOLA, https://articles.mercola.com/sites/articles/archive/2012/09/15/human-impact-on-environment.aspx, 2020/2/13.

　　5.NOAA, 2018 Arctic report card, 2018.

　　6.董建荣. 水源性传染病与环境因素关系的分析[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1(11):53-54.

　　7.田怀玉和童世庐，生态传染病模型研究：人兽共患病传播与环境影响因素[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7(1).

　　8.童世庐和吕莹， 全球气候变化与传染病[J]. 疾病控制杂志, 2000(01):21-23.

　　注：

　　[1]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教授对新型肺炎疫情情况的解答，2020.1.27， http://news.cyol.com/app/2020-01/27/content_18341684.htm，2020.2.13

　　[2]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连线时表示此次疫情很有可能与武汉海鲜市场“野味”有关，2020.1.20，http://news.163.com/api/20/0120/22/F3C9KSI50001899O.html，2020.2.13

　　[3] 华南农业大学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研究攻关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专家表示他们的最新研究表明，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2020.2.7，http://news.youth.cn/gn/202002/t20200207_12188464.htm，2020.2.13

　　[4]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证实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的源头，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2013.11.1，http://news.fdc.com.cn/mrrd/618556.shtml，2020.2.13

　　[5] BBC Futrue 关于北极冰川融化的意外影响的报道，2017.5.4，https://www.bbc.co.uk/earth/story/20170504-there-are-diseases--in-ice-and-they-are-waking-up，2020.2.13.